北大中文系教授--”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“

发布时间:2015-01-09    来源:文汇报   点击率:
        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
  在中小学的诸学科中,没有哪一门学科引发的关注和争议有语文这么大。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,母语教育总是教育的重中之重,语文教育的重要性自然非同一般。
  从新文化运动算起,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。纵然在如今的中学,诸学科排位总是按“语数外”之序,语文貌似“老大”,但实际的教学过程中,语文却难免沦为无足轻重“小三子”。
 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临近,语文应该怎么教,盘踞在语文课身上的矛盾和争议是否也该厘清一下了?在华东师范大学最近举行的“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”研讨会上,不少学者达成共识:时至今日,语文教育不应再对自己“吝啬”,需站出来为自己的重要性再吆喝几声;另一方面,不该语文教育背的“包袱”,是不是也可以放下了。
  ■陈平原
  今天谈教育,最响亮的口号,一是国际化,二是专业化。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,但若以牺牲“母语教育”或“中国文辞”为代价,则又实在有点可惜。
  110年前,具体说是光绪29年(1903)11月,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,在规定“中学堂以上各学堂,必全勤习洋文”的同时,强调“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”。之所以刻意凸显“中国文辞”,不是基于文学兴趣,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,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。此立场曾被批得“体无完肤”,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。
  1、阅读与写作课: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,我们还在由大学“自作主张”。
 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,我曾谈及:“‘母语教育’不仅仅是读书识字,还牵涉知识、思维、审美、文化立场等。我在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,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。”前一句好说,后一句很伤人,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。
 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,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。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“大一国文”或“大学语文”,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,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。相比之下,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“大一国文”,显得弥足珍贵。
  记得4年前,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,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,我谈及“大一国文”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,对方很惊讶,因对他们来说,“阅读与写作”是必修课,抹不掉的。准确、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,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。而这种能力的习得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。
 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,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。同时,此课程牵涉甚广——语文知识、文学趣味、文化建设、道德人心、意识形态,乃至“国际关系”等。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,起源于一件小事。
  多年前,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,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《故乡》,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。表面上争的是“译作”算不算“国文”,背后则是国民心态;长远看,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。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,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,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。
  2、今人读书如投资,都希望收益最大化。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。
  我从16岁开始教书,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,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。记得“文革”时知青下乡,若被请去教书,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——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。因为校长们觉得,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,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,都能教好语文课。换句话说,语文很重要,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,完全可以“无师自通”。40多年后的今天,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,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,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,都不太容易了。但即便如此,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,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,没有那么多“先修课程”的限制,也不太讲究“循序渐进”。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,你愿意跳着读、倒着读,甚至反着读,问题都不大。这也是大学里的“文学教育”不太被重视的原因——“专业性”不强,缺几节课,不会衔接不上。